「撷英」经济学期刊的公号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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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珺

20世纪50-60年代既是新中国财政学初建时期，也见证了苏联财政学传统移入和退出的过程。就其理论和实践来源看，苏联财政学是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苏联特殊年代政治实践和计划经济体制等诸多因素的混合物。虽然它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财政理论方面作出了首创性的贡献，但其历史局限性也不可避免。在苏联财政学移植中国之时，其中一些负面特征也参与了新中国财政学的重建，并对其后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起到了长久的羁绊作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财政学“去苏联化”的目标未能完全实现，这一方面源于塑造苏联财政学的思维模式仍然在当时的中国财政学界起着支配作用；另一方面在那些影响财政学发展的主要因素上，当时的中苏两国极为雷同。吸取20世纪50年代中国移植苏联财政学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当下中国合理借鉴域外学术资源、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财政理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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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伊玮、石贵成、张鸿敏

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5G)的到来标志着互联网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竞争也会更加激烈。网站同质化日益严重,快速的系统响应和转换成本的不断降低让消费者可以在不同的内容网站中随意“切换”。因此,如何增加用户访问量并维持用户量是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在抗拒理论的基础上,以沉浸体验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了感知侵扰和自由威胁对用户粘性的影响。通过对295个内容网站的用户调查发现,广告对沉浸体验的负向影响是存在的,而沉浸体验会有效提高用户粘性。在对广告耐性的研究中发现,更多的用户可以接受10～20秒时长的广告,这意味着调整广告内容、控制投放时间、增强沉浸体验可以使内容网站更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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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昊

优化城市基础设施对于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具有积极意义。交通与通讯两类基础设施对居民线上、线下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普及网购的同时改善城市居民出行条件，使实体店在展示产品、现场体验等方面与电商形成互补，将有助于实现线上、线下渠道的积极互动。以2011—2016年全国近300个地级市构建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验证了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并发现当前交通、通讯两类设施的交互作用主要体现为协同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以完善基础设施支持线上、线下渠道共同发展，还能够适应居民家庭年龄结构变化的新特点。上述结论说明,以完善基础设施促成渠道协同，将对全面优化消费者体验、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产生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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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凤岐

全面推行注册制是中国资本市场发行制度的第三次改革。从审核制到注册制应有一个过渡期，应分步实施。新《证券法》的进步表现在：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扩大证券范围，完善投资者保护、强化信息披露要求等方面。新《证券法》的出台和实施必将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促进资本市场向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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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春元、刘瑞

党的十九大以来，区域发展不平衡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难题。区域差异不仅是导致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逐渐成为地方政府债务增长机制分析中的关键因素。基于此， 笔者利用2005—2015年中国省级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债务增长的影响机制，尤其是区域差异对地方债务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1）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赤字和基础设施水平与地方债务水平之间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财政分权、城镇化水平以及人口增长率与地方债务水平之间存在负的空间相关性。（2）地方债务增长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相比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赤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东部地区债务增长的抑制作用更大，人口增长压力、财政分权对东部地区债务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分权对东部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更显著，而城镇化水平对其他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更明显。笔者的发现为深刻认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和合理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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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煜晖、王钺

从经济特征、人力资本特征和创新要素流动三个视角，系统剖析了区域创新活动产生空间关联的根本原因，之后利用空间SDM模型，实证考察了房价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东、西部地区的房价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中部地区并不显著；在考虑了人力资本差异和创新要素的流动以后，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房价均对区域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传导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成本效应、人力资本错配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企业家精神扭曲效应的传导作用显著，而融资约束效应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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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汉瑛、邢红卫、田虹、潘楚林

在我国强力推进共享经济和价值共创的发展理念下，由单边主导的传统企业社会责任正在借助公益众筹平台向共创型社会责任转变。网络分享是消费者参与共创型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为厘清消费者在中国文化情境下进行网络分享的动机和认知机制，文章从实际例证出发，采用跨学科范式构建了一个双重条件化间接效应模型。准实验结果表明，公益众筹平台项目唤起的希望情绪越强，消费者的网络分享意愿越强。在认知机制方面，希望情绪可以通过增强自我实现感和反应效能感来提升网络分享意愿。在文化情境方面，消费者的集体主义倾向越高，希望情绪通过增强自我实现感提升网络分享意愿的作用越强；同时，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越高，希望情绪通过增强反应效能感提升网络分享意愿的作用也越强。文章揭示了激励希望情绪是一种有效的共创型社会责任沟通策略，企业可结合其认知机制和相应的文化情境来构建本土化的、良性的共创型社会责任模式，以帮助消费者向上向善，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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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昌、洪兴建

新经济新动能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和保障，文章从统计研究的视角探讨新经济新动能的内涵、核算、评价和影响效应。首先，当前中国新经济的“新”主要表现为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和组织制度的创新，新动能来源于新产业以及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其次，核算新经济增加值的前提是准确界定新经济的行业目录和产品目录，要结合传统统计方法和大数据技术收集数据，而编制新经济新动能指数可以从不同角度选择合适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最后，测算新经济新动能的影响效应可以从经济增长和就业等方面展开，包括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析手段有新经济投入产出表和生产函数等，目前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统一的测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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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规划体系的演进历程、融合难题与完善策略

黄征学

完善国家规划体系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国家规划体系构建过程中，发展规划和空间规划经历了从融合、分异、冲突走向融合的过程。在国家规划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规划体系的再次融合依然存在专项规划在规划体系分类中不一致、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衔接难度大、差异协调难、规划实施协同性不高等问题。下一步，要进一步明确专项规划的地位，加强规划编制的衔接，协调各类规划差异，统筹推进规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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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民春、韩青江

机器人技术进步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冲击、资本要素替代冲击和投资转化率冲击三种形式。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下，通过综合引入机器人技术进步的三种冲击研究了机器人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要素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三种类型的技术进步对劳动者就业的短期影响波动较大，长期将导致就业减少，但对劳动者工资有持久的正向作用。征收资本所得税、扩大政府支出以及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短期内对稳定就业有积极作用，但是长期内对稳定就业无效，只可作为稳定就业的短期宏观调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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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孙丽玲、王子美

基于关联网络视角，本文采用溢出指数方法构建2003—2018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网络，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考察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入、溢出水平，以及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网络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显著的跨国传染效应，其溢出网络呈现明显的时变特征。第二，发达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入、溢出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总溢出指数在极端事件的冲击下明显攀升，而与极端事件高度相关的国家具有更强的溢出效应。同时，各个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入水平和溢出水平的波动幅度截然不同，溢出水平的波动幅度较大而溢入水平相对平稳。第四，中国与日本、澳大利亚保持着较强的双向溢出关系，而且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的溢出水平较高，并主要接受韩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溢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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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帅、史婵、唐建军

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役的收官之年，脱贫攻坚已经处于决战决胜时期，贫困边缘群体的贫困脆弱性亟待关注。能力、权利既是农户致贫的重要原因（阿玛蒂亚•森，2001），又是农户实现稳定脱贫的有力支撑。已有贫困脆弱性研究从个人能力、权利视角的论述较少，因此，本文拟采用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入户调研数据，基于增能赋权视角探讨农户贫困脆弱性缓解及可持续生计形成。本文可能的贡献是：（1）从增能赋权视角出发，基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权利体系框架，结合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现实，探讨农户贫困脆弱性缓解及可持续生计形成；（2）利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时期的实地入户调研数据，探析农户贫困脆弱性缓解机理，为缓解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提供决策参考，为促进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摘帽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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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

2019年10月末，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以制度为主线，完善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环环相扣，目标指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接续递进”。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命题，也是十九届四中全会需要接续递进的重大部署。通过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相关论述，作者对事权、财权、财力、支出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共分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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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韧、张奇佳

产能过剩领域的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广受关注，但现有研究对其微观影响因素和宏观响应机制缺乏系统梳理。选择煤炭、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5个代表性产能过剩领域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对应领域的上市公司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Logit模型从量、价两个维度进行了计量检验。发现：（1）产能过剩领域的金融资源配置更多受非市场化因素影响而与实际经营效益脱节，金融资源和利率补贴被优先提供给了那些经营绩效差，但在存量负债、存续年限或所有制上拥有优势的企业；（2）微观金融资源错配映射于宏观货币层面，会引发产能过剩领域中企业债务负担的“逆周期”变化和“逆调控”特征，既会通过“僵尸企业贷款”等方式恶化产能格局，也会因为“劣币驱逐良币”诱发“杠杆率悖论”。由此，解决微观金融资源错配是进行供给侧改革并实现结构性去杠杆的基础，这需要深化金融体系改革，重新定位政企和银企关系，重构市场化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也需要整治僵尸企业贷款，重塑企业优胜劣汰机制，推动金融资源配置与行业转型升级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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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昭华、汤竹宇

文章对STIRPAT模型提出新的拓展，使用2001~2016年中国31个省份数据，对进出口及其他因素对PM2.5污染的影响进行空间面板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总体而言，进口和出口都加剧中国各省PM2.5污染，分行业而言，工业制成品、重工业产品的进口和出口均加剧各省PM2.5污染，而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和出口则减缓各省PM2.5污染。内销、人均生产总值、能源结构、交通运输、人口密度、城镇化率与PM2.5污染正相关，而人力资本、污染治理力度与PM2.5污染负相关。文章的创新为：在STIRPAT模型的技术变量中引入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内销依存度三个变量，揭示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对PM2.5污染的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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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雷

本文以2011~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促进了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提升，且质押比例越高，会计稳健性的提升越明显；在财务风险较低的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会计稳健性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债权人对会计稳健性有更高的要求，在长期债权比例较高的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较小。本文从债权人视角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经济后果，对深入认识股权质押和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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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志轩、刘凤

本文旨在构建一个基于政治经济学理论衡量经济效率的方法。本文引入全劳动生产率的概念，并利用罗默定理及其推论，在马克思-斯拉法框架内构建了衡量全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由欧盟委员会资助建立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数据，计算了世界40个经济体1996-2009年的全劳动生产率增速。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中国全劳动生产率增速处于40个经济体中的最高水平。由此可以推论，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高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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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杨小军

当代中国的婚姻匹配模式存在明显的“门当户对”特征，即男女双方的家庭背景决定着婚姻能否匹配。这种由家庭背景等“先赋型”特征决定的婚姻更加美满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年数据，通过校正可能的“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发现“门当户对”对婚姻满意度并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门当户对”使得夫妻双方共同决定家庭事务的概率显著更高，对“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工作”的满意度也显著更高，最终“生活”满意度更高。因此，选择“门当户对”的婚姻可能更多的是考虑经济收益而非感情诉求。在由家庭背景决定的“正向匹配”婚姻会加剧收入不平等、降低代际流动性的时代背景下，“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并不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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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旭东、叶云

作为现代农业产业组织再组织、再进化的重要表征形式，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成立契合了政府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产业体系和增加农民收入等多重政策目标，成为引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构的标杆。凭借“交易费用降低+资源配置优化”的纵向优化、“经营规模扩大+市场地位提升”的横向提升，组织创新实现了资源要素整合、交易费用节约和市场势力重塑等诸多绩效。然而，在组织创新的同时，组织发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异化和主体行为扭曲，成员行为选择“俱乐部化”、家庭农场经营“去家庭化”、忽视联结小农户、合作关系不对等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使得组织进化不仅面临内部利益联结弱化、成员分化风险，也与政府支持其发展的政策目标相背离，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组织创新的前期绩效。组织发展进化的政府规制亟需强化。有为的政策设计应聚焦于避免“政府创租”、“主体寻租”、非排他性资源利用等农业公益性服务领域，探索和创新脱离“补贴激励”、“项目推动”的组织创设支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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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泰安市税务局课题组

平台经济是基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提供虚拟或真实的交易平台，促成双方或多方供求之间信息分享并达成交易的一种数字经济形态。近年来，以“互联网+物流”“互联网+速聘”等电子商务以及其他“互联网+”业态为代表的全球互联网平台经济蓬勃发展，无论是从其规模、数量还是成长速度看，平台经济崛起的大势已然形成。与此同时，平台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税收监管难题。2019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成长。”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建立健全适应平台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型监管机制。这为税务部门探索建立新型税收监管机制提供了方向。针对平台经济跨界融合广、业务流动强、交易留痕难等特点，税务部门坚持采取包容审慎的态度，深入研究平台经济的价值链条、运行模式、盈利方式，主动转变服务思维，创新服务途径，规范监管模式，在发票领用、政策适用、业务操作等方面尽量满足纳税人需求，加强对平台经济运营商在发票开具和纳税申报等业务操作方面的指导辅导，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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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敏、李梁

当前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社会积累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SSA) 发生变迁。SSA 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本文将中国1953—2018年的SSA划分为四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SSA阶段1(1953—1964年)、改革开放前的SSA阶段2(1964—1978年)、转型期的SSA阶段1(1978—2010年) 和转型期的SSA阶段2(2010—2018年)。本文重点分析了转型期的SSA阶段1与阶段2的不同特点，以考察SSA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以及这种促进作用为何会减弱。本文的经验分析结论显示：(1)中国SSA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周期性；(2)与改革开放前相比, 转型期的SSA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3)转型期的SSA阶段2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未来经济增长的延续有赖于形成新的促进增长的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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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阳、吴一平、杨国超

产能过剩领域的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广受关注，但现有研究对其微观影响因素和宏观响应机制缺乏系统梳理。选择煤炭、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5个代表性产能过剩领域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对应领域的上市公司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Logit模型从量、价两个维度进行了计量检验。发现：（1）产能过剩领域的金融资源配置更多受非市场化因素影响而与实际经营效益脱节，金融资源和利率补贴被优先提供给了那些经营绩效差，但在存量负债、存续年限或所有制上拥有优势的企业；（2）微观金融资源错配映射于宏观货币层面，会引发产能过剩领域中企业债务负担的“逆周期”变化和“逆调控”特征，既会通过“僵尸企业贷款”等方式恶化产能格局，也会因为“劣币驱逐良币”诱发“杠杆率悖论”。由此，解决微观金融资源错配是进行供给侧改革并实现结构性去杠杆的基础，这需要深化金融体系改革，重新定位政企和银企关系，重构市场化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也需要整治僵尸企业贷款，重塑企业优胜劣汰机制，推动金融资源配置与行业转型升级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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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恒山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我国发展实际看，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集中表现在城乡区域发展方面。而就城乡区域发展看，其差距是区域发展差距的主要表现形式，因而城乡协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大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进一步说，就城乡差别看，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乡村最为突出。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广大农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绝大部分农民摆脱了贫困，但农村发展仍然薄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其核心要求是使农村走向富裕、农民得到幸福、农村实现现代化，即“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囿于自然条件、现实基础、体制机制等因素，解决农村发展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仅靠农村自身是难以做到的，在现实条件下急需城市施以援手，并进一步推进城乡协调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说，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主要动能来自于城市。必须基于这个认识处理好城乡关系、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在具体方略上，应紧紧围绕“人、地、统、同、融”五个字下功夫，做到多管齐下、多策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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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松、陆旸、汪红驹、冯明、

娄峰、张彬斌、李双双

“十三五”时期中囯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脱贫攻坚成就举世瞩目四新经济”蓬勃发展，营商环境明显改善，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成效明显，各方面风险管控有力。本文从供给侧角度，基于人口结构的变化预测未来潜在增长率。不断降低的总和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趋势都将对供给侧生产要素产生直接的负向影响，最终会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本文在情景预测中考虑了产能利用率和不能增加有效生产能力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实际利用资本存量的影响。未来15年，中国经济不仅规模显著增加，而且结构也将发生明显变化。基于这些主要目标和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潜力预测，参考国家中长期相关专项规划，并要留有余地，本文对“十四五”时期主要指标的选择及其目标设定给出了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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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鑫、张宽、漆雁斌

本文利用2004-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多种实证策略识别了农村文化差异对农业技术扩散的因果效应及其调节机制。研究发现：地域间的总体文化差异对农业机械技术扩散没有显著影响，但从上述文化差异中分离出的农村文化差异是制约农业机械技术扩散的显著因素；本文进一步变更技术前沿和计量模型，分析发现上述结论高度稳健；最后交互效应分析发现，加强人力资本培育、提升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完善农机服务政策、提高农业信息化程度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都能够有效削弱农村文化差异对技术扩散的阻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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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元

资本是关系到当下和长远发展的重要命题，而信用是实现从财富到资本转化的关键要素。本文从四个维度考察信用与资本的关系。一是关于信用的产生和演进，指出了信用产生的两个必要条件，并从社会财富三个阶段来审视信用和资本相互作用的演进过程。二是信用的性质和功能。讨论了信用的基本性质，以及规范商品和资本交易、促进资本形成以及信用的金融功能等基础性功能，并进一步讨论了信用的证券化功能以及金融市场建设功能。三是当前信用体系面对的新挑战和新问题。首先提出了美元外汇储备在一定意义上是美元信用对中国储蓄的证券化，是全球信用美元化的组成，在资本匮乏阶段是必要选择，而当下需要对财富和资本寻找新的载体，需要考虑和实现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其次，从深化对国家信用的运用角度对解决问题的路径进行了思考，初步提出了通过发行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股权证券化工具，解决长期资本不足问题，应对当前挑战的设想。四是在回顾和总结部分，本文指出，信用的形态会随着资本发展而不断演进，从个人到企业、国家再到国际，从债务信用升级为命运信用即股权信用，乃至尚未出现的国际股权信用，是未来信用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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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华、张昆

本文分析要素市场分割、产业结构趋同与制造业高级化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选取2006—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测算了28个省份的要素市场分割程度、产业同构化程度和制造业高级化水平，并采用全面FGLS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要素市场分割、产业结构趋同与制造业高级化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要素市场分割不仅直接阻碍制造业高级化发展，还通过引发地区产业结构趋同间接影响制造业高级化发展；东部省份的产业结构趋同对制造业高级化发展的阻碍作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降低地区间贸易壁垒，促进要素市场一体化进程，合理优化地区产业布局，能够推动制造业高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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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中根、龙燕妮、叶胥

夜间经济是以城市空间为依托，发生在下午6点到次日凌晨6点以服务业为主的相关经济活动。其对带动经济增长、提升城市魅力、塑造社会空间、满足居民社交需要等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理论成果较少。国外夜间经济经历了更长的发展过程，实践中有更为成熟的做法，研究成果更加丰硕，对我国更好地发展夜间经济有借鉴意义。基于此，本文梳理了国外相关文献，从夜间经济的内涵、特征、作用，影响夜间经济发展的因素，发展夜间经济中面临的挑战，以及对夜间经济的宏观调控等方面进行总结和归纳，并展望夜间经济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以期对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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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会、唐瑶琦、王强、陈雷

基于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经营推动商品、资金、技术、人员和信息在不同城市间的流动并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结节成网这一事实，利用363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的5534个不同层级机构在142个“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空间分布数据，并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法从多维度测度了“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及国内关键节点城市的影响力。结果显示：在“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网络体系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网络连通性要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网络的网络连通性；以北上广深港为代表的我国城市，具有很高的网络节点地位和链接力，但是内陆城市的网络链接力相对不足；国内关键节点城市在由先进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构建的城市网络中的影响力和链接力相对薄弱，亟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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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向、丁任重

本文在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放宽了马克思关于所有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率因素的数据假定，从一般意义上分别对“两部类”划分和“四部类”划分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定进行了模型推演。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与第Ⅰ部类单位预付资本上所包含的追加资本以及第Ⅰ部类总产品价值占全社会总产品价值的比例呈正相关关系，与第Ⅰ部类资本家消费的绝对量和工人消费的绝对量的比值呈负相关关系。此外，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经济周期阶段所对应的决定经济增速的三个方面的因素也各不相同，并且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速存在“先升后降”的一般规律。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事实与从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中得出的结论基本吻合。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的过渡阶段，随着第Ⅰ部类投资份额逐渐趋于下降，消费将成为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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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

基于中美日等经济体1950—201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研究其经济增长之源，进而识别中国经济的追赶动力，并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区间。研究结果表明：物质要素积累、劳动质量提升以及潜在增长空间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1980—2014年间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物质资本和TFP的贡献，贡献率分别为43.5％和 41％；人均收入水平、生产率、要素价格等与美国相距较远，但未来的经济发展仍存在较大增长空间，基于增长外推法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在 2018—2023年和 2023—2028年的GDP增长率将分别落在 6％ ~7％、5％ ～6％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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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

中国发展道路，和西方理论的经典路线常常不一致，以至于一直以来有各种类型的“中国之谜”命题，比较著名的有关于科技应用的李约瑟之谜、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韦伯疑问、关于“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的现象”的麦金农“中国货币化之谜”等。本文提出一个“中国农村金融之谜”，即为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金融迅速发展，而农村分享较少，农村基本金融服务依然缺乏？

针对“农村金融之谜”，本文拓展新的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使之包含非正式金融的社会金融，同时也评估1949年以来的发展策略和改革计划。实际上，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逻辑，持续受到国家行政、市场体系和农村社会三者之间不断演变的关系的塑造。具体来说，1949～1978年的改革，打破了几千年来农村社会自治和社会主导的逻辑，迅速建立起行政主导体系。由此，几乎将非正式金融一网打尽，建立起正式金融体系。1978年以来的改革，是渐进式、阶段性地打破行政垄断金融，更多发挥市场作用。“社会主导—行政主导—市场主导”三阶段的转换，可以说是中国农村金融70年翻天覆地之变的大体刻画。本文提出，即使中央政府有了极大的决心和承诺，市场导向的改革方案也难以实现政策目标，仅仅依靠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不足以振兴乡村，解决农村金融难题。中国农村金融的出路，在于建立一个更加多元化、分工合理的框架，以“政府—市场—社会”的大三角逻辑，来系统整合政策性、商业性和社会性金融，将两只手的舞蹈，转换为真正为农村社会机体服务的大三角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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